力,给阮福根列了一些他们或许能够承接的产品。阮福根摸出个小本子,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着董岩说的内容。看着阮福根这样一副认真的样子,董岩只能是在心里感叹了。
唉,如果我们马厂长有福根叔一半的积极性,这件事也不会闹成这样了。可惜了,福根叔空有一腔抱负,毕竟也只是一个社队企业的小老板,他想接这些业务,说不定连重装办的门都进不去。
“你刚才说这个重装办,他们是在哪里上班?”阮福根把董岩说的情况都记录完毕之后,开始打听道。
董岩道:“他们的地址是在永新胡同,具体多少号我也不知道。你如果真的想找,到永新胡同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叫你去的。”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阮福根笑道,“你福根叔是这样蠢的人吗?董岩啊,我可先跟你说好,如果我们能把这桩业务接下来,你可得帮我。你是我们县里出的最有能耐的人。你放心,到时候劳务费少不了你的,我给你包一个这么大的红包。”
阮福根用手比划了一下,起码是两千块钱以上的厚度了。董岩可没这么乐观,他笑了笑,说道:“福根叔,我可事先提醒你,重装办是国家机关,门不一定好进的。”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的。”阮福根自信满满地说道。
董岩长吁短叹地离开阮福根,返回自己那桌去了。阮福根等他离开,这才收起满脸的笑容,陷入了深思。
阮福根看起来很显老,其实今年才37岁。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想着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无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只读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跟着父辈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等合作化以后,又改成在生产队里拿工分,总之便是看不到一点出头的机会。
60年代末,国家提倡搞小农机,阮福根所在的公社也办了一家农机厂。他因为脑子活络,平时就喜欢捣估点机械,被招进了农机厂,成为一名工人。
农机厂里只有一名老师傅,是从浦江退休回来养老的,因为整个公社都找不出懂机床操作的人,他便被聘为农机厂的技师了。阮福根跟着这位老师傅学徒,进步之快,让师傅都觉得吃惊,经常感慨阮福根是投错了胎,如果不是生在农村,现在恐怕早就是工厂里的高级技工了。
由于管理者的无能,农机厂的经营很不景气,到75年前后就已经资不抵债了。就在公社打算关掉这家企业的时候,阮福根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承包这家企业,以两年为期,非但不要公社的一分钱补贴,还能够给公社上缴一部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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