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已经超出了其人职权范围，大环境再怎么不好，也不是有罪者免于刑罚的理由。
姚元崇闻言后便点头道：“参案之司刑少卿杜景俭也如殿下所论，深查罪因与严惩罪实并不相悖，力主有事则查，有罪则惩。至今所引涉案罪官十几员数，其中不乏远任外州者，畿内罪民几十户，即便主犯身死，也要量刑抄没家资……”
李潼闻言后便点点头，武周天授年间的司刑官员，通常以徐、杜并称，以对应酷吏中的代表人物来俊臣与侯思止。但无论是个人的才器水平，还是所达到的成就，杜景俭都要远超徐有功。
杜景俭在武周一朝两度拜相，其人才器并不只局限于刑事。
徐有功一生则只在刑事之中浮浮沉沉，之所以名气还要大于杜景俭，主要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长寿年间的风波中保住了窦氏一家性命。以至于到了开元年间，窦氏长子窦希瑊还上书要将自己的官职转授给徐有功之子以答谢旧恩。
心中略作人物臧否，李潼又问道：“案情既然已经清晰，鉴于此情，兵部夏官可有什么革除旧弊的计略？”
姚元崇闻言后便沉声道：“尚方监之所以长久积罪失职，一者在于国用日短、度支困蹇。二者在于职事繁多，失于调度。有关前者，朝中功士俱参漕济事宜，一旦利好大收，自能转济百司。后者则是国计军事积年有改，这就需要量权分授了。”
朝廷财政逐年恶劣，诸司需用都受困扰，这一点倒不需要多说。只是听到姚元崇所言后一条，李潼不免眼前一亮，暗赞姚元崇不愧有救时宰相之称，对问题的认识很深刻，能够直指核心。
尚方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乱象，往小了说是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任事官员们搞一些违法操作。往大了说就是随着世道发展，特别是内外军事情况的改变，朝廷在有关制度方面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已经严重滞后于现状。
国初所奉行的府兵制，府户们且耕且战，兼领番上宿卫，相当一部分军器都需要自己筹备，余者也有各地的折冲府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武库军备负担较小，所以还可以归在少府尚方监的兼领之下。
可是随着府兵制逐年崩溃，而北衙军权也原来越重。像是贞观年间还是只有北衙长上左右屯营并飞骑、百骑这些军众，统共不过几千人，到了高宗时期便创建左右羽林军，武周时百骑又扩建为千骑。
中央直属禁军的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军械自然也就激增，相关的管理工作自然也就越来越繁重。所以尚方监这一次出问题，从本质上而言是管理制度的落后，需要将职权进行分割、分配。
历史上，一直到了开元年间，朝廷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由少府拆分出一个新的部门、即就是军器监，专门管理各类武库军备。
如今由于李潼的检举揭发，朝廷中有识之士如姚元崇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李潼点头认可了姚元崇的看法，并且表示支持他将这一份见解整理成奏进行上书。
另一边王方庆听完这番议论后，微微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