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时候，凭金银为尺度。”
金银等贵金属，长期的不作为货币使用，只是作为一种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储存。一方面金银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出，另一方面金银如果作为货币，其物理属性又决定了朝廷很难就此动什么手脚。
以铜为钱并通过滥行新钱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也是中原政权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其中最明显就是魏晋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除了在战场上争权斗势，在金融领域也是变着法的比较谁发的钱更烂，魏国搞新五铢，吴国就发当十、当百的大钱，蜀国一看还能这么玩，当十当百太小气，老子直接当千。这样的钱币，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个笑话。
即便不论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钱以代替开元通宝，结果也遭到了长安民众的自发抵制，乃至于为之罢市。
金银物理属性稳定，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王方庆就曾对李潼讲过，岭南特别是广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银当钱，一则岭南多有金银产地，二则广州又是外贸集中地，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成分复杂，所以对货币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逊于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补充，需要刺激商贸，让交易频繁发生。采用金银作为结算货币，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种变革，势必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所以李潼还是从商贾下手，商贾们贩殖为业、不事耕织、凭本生利，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过寻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润存在，就不患商业萧条。
本身抗压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时宜，所带来的反噬也有限，起码不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有了成效，又能获得最直接的反馈与收益，自然是最适合的实验对象。
李光顺对此考虑的自然没有那么深远，总之觉得少弟的决定就是对的，对此倒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点头应是。
用过早餐后，杨思勖又来报庭外郭元振求见，李潼举手吩咐召其人入内，却见一边的李光顺欲言又止，便笑语道：“阿兄有话要说。”
李光顺闻言后稍作迟疑，还是开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确不弱，但性情却难恪守恭谨。我倒没有太高明的观人之法，也并不是说其人忠义有亏。但此类烈驹，还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闻言后便笑着点头道：“阿兄良言，我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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