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政治格局中，行台与朝廷的对峙态势越来越明显，矛盾越发尖锐。但是在其他方面，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双方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反而变得频繁密切。
诸如大量关陇勋贵东迁，所涉众多资产变现，这根本不是民间商贾或者平民能够消化得了的庞大体量。所以行台便授意诸州县出面，官府出资直接回购这一部分资产，价格上当然是有所压制，但毕竟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渠道。
也正因此，这些关陇勋贵们对于行台一系列的政令们并没有太强烈的抵触，趁着这个机会赶紧解套松绑前往神都，真要继续纠缠下去，可能就要鸡飞蛋打。
借着关陇勋贵们这一点私心作祟，行台许多令式实施也变得顺畅起来。许多明显违背朝廷利益的事情，竟然也波澜不惊的成为了事实。
比如说从去年便开始谋划的西康女国，便在十月里获得朝廷正式册授承认。由此可见，当一个政治群体罔顾其政治使命，私欲大于公义时，所害尤甚敌国。
如今这个西康女国，还仅仅只是行台有悖于朝廷令旨所作的一个边务构想。可在原本的历史上，中宗朝竟因一小部分人的私欲而直接将黄河九曲之地赐给吐蕃，以至于整个开元前期与吐蕃的对战中，都是围绕黄河九曲的归属而进行。
这一次关陇勋贵大量东迁，可以说是解冻了关内大批为私户侵占的社会资产，诸州县于恢复民生政治方面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官府有了大量的土地在手，再加上行台于法律层面承认亡户们自由民的身份，因此诸州亡户入籍事宜也都进展顺利。有的州县甚至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籍民数量便翻倍的激增。
不过关中长久以来作为统治中心，同时也面对一个土地过分开发的问题，单凭农业生产，是很难满足整个关中民政并军事所需。而且亡户入籍，也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关中宽乡、窄乡人地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反而因为籍户激增加剧了这一差距。
虽然从去年李潼归京开始实施开边政策，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诸州开边户也达到了二十多万户，但相对于整个陕西道的籍户激增，这一点分流操作力度仍显不够。
人地分配的不合理，在京畿周边表现得尤为明显。长安城周边区域就这么大，但所生活的人口却占了整个关内三分之一还要多。所以一旦关中农事有什么歉收饥馑，在长安便体现的尤为明显，逐粮天子之名可不是虚得。
而且长安城人口构成，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直接参与生产，要么是权贵，要么就是为权贵提供服务的奴婢。尽管大量关陇勋贵东迁，使得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这一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行台于诸州县授田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无阻大量人口向长安进行迁移，使得长安窄乡形势越发严峻。
这从统治角度而言，当然是好的，大量人口聚在畿内就近管制。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些胡虏政权本身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地方管理，索性就将人口大量聚集在统治核心区域，从而维持其脆弱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