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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更加普遍的义务兵制，在大唐这种生产力环境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就算开了挂、点开科技树，基层的组织力想要建立起来，也非一蹴而就，还要防备村霸乡豪借此滋生，从而破坏原本的乡里行政结构与职能。
军队的资源兼并，从世兵制到募兵制的过渡本身就是在解决这一问题。兵员的组织与钱粮的拨付统统权归中央，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至于退役的兵员如何维持生计，这一点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间。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后，李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细管理每一桩社务的进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济互助职能保留下来之外，他还授意故衣社开展一些方技培训，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们一些经济属性更强的工艺技能，诸如养殖、纺织、造纸、陶铸、木工、制茶等等。
如今朝廷对商贸与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视，除了国中的庞大市场之外，还有周边四夷众多市场正快速开辟中，这也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需求。
因为担心重工伤农，所以对于民间的工艺生产力开放到哪一步，朝廷之内还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军士人员由于家庭劳动力不足，在农耕方面本就拥有着天然的劣势，专注培养他们的工艺技能，既能保障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能满足国中商贸的旺盛需求，同时还能缓解普遍的人地矛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这些相关的政策，都是需要长期的执行推广，才能获得一定的基础与成效。至于维持当下的军队规模，解决军士们前途无望、荣誉缺失的问题，武举正好可以补足这一环节。
借着豁免开元以前军户逃亡这一时机，公布开设武举的政令，李潼内心里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将原本军籍人员保留下来。他将武举的参与条件设定为军户专属，也是增强这一群体的荣誉感，确保他们的政治权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参军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风险。本身不能从事基本的农事劳作，已经让他们各自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但若要做到普遍补偿，哪怕后世物资充盈的时代都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负担。那么适当加强他们的上升渠道，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回报。
所以对于武举，李潼并不打算设定太高的标准，非要选出郭子仪那种存亡续断的不世名将才肯罢休，而是类似于转业安置的一种考核，尽量将军队中的优秀人才保留在统治结构之中。
因此在制定武举官职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边戎与宿卫之外，一些州县佐官与流外胥员也被纳入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