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管理诸色役工匠、储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职能类似的平级机构，在诸司中仍然极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禄等各自属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户、官奴等职能与机构。
相关的机构林立杂设，已经让人事分散且难以统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衙署虽多，但对真正的民间生产力却乏于统合与管理。
有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便将相关衙司大作裁撤，以司农司总领官奴婢给役事宜，少府织染署总掌织造内外织造事宜，京苑总监管理两京并北都诸皇苑园业维持与生产，工部计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这四者无涉的事务，则就尽数汇总于社监署。同时社监署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职能，那就是管理民间各色工匠，制定行业标准。
之所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随着疆域的扩大、政治体量的激增，以及民间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朝廷行政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
所以朝廷创立的社监署，即便是要监管民间手工业，但也不会具体细致到每一个生产单位，而是这些行业组织。
如今的关中，地力越显贫瘠，宽乡与窄乡的分布严重失衡。尽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编户与均田，但是这些手段能够做到的仅仅只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不会给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质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总量在较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逐步下滑的状态，不管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勋贵豪强、还是平民百姓。
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开垦发展，关中的耕垦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在没有化肥这一现代农业利器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农业技术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将这过程略作延缓，很难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关中平原对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西线战略中，关中仍然会长期的作为政治与军事中心。
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