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吐蕃败退回本土、突厥远遁于漠北，大唐再次成为区域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帝国。其次就是较之原本历史上同一时期更加繁荣的商贸情况，更加促进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诸胡民众们基于自身的利弊权衡从而所做出的选择。
毕竟，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包括物质上的获取与享受，大唐之于周边诸夷，那都是更高维度的存在。
眼下看来，这种人口流入的现象还算是比较正面的。
毕竟如今并非大乱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开元初年进行的编户统计，如今的大唐民户达七百三十余万户，胡人流入虽多，但远不足以撼动唐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而且眼下大唐国力强盛，即便诸胡杂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补充因商贸发展而带来的劳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祸患，大唐社稷若想长治久安，相关问题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毕竟历史上的胡患所带来的危害与教训也实在太惨痛，不说五胡乱华所造成长达几百年生灵涂炭的大分裂，单单安史之乱将盛世腰斩，已经令后世无数人扼腕悲痛。
针对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随着局势进入开元新朝，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唐初年，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与开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羁縻体系，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岁贡不断。
但当年的大唐开边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为了确保国土疆域的完整与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土的安全。
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大唐对于边疆诸胡的态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强求尽并其地、尽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触犯大唐的利益、威胁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羁縻为主，给予那些边胡足够的生存空间与自主能力。
而且当年刚刚经历隋末乱世不久，天下诸州仍然不失荒凉。像高宗年间攻灭高句丽后，陆续将几十万高句丽遗民向内迁置。
可是如今，大唐对外的军事行动除了确保自身边境安全、巩固已有领土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对新的土地与人口的获取。
如此一来，原本诸胡自主性极强的羁縻统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统、彻底的消化这些边地与人口，才能以此作为动力继续向前推动开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风俗、同教化之类的措施，过去数年大唐也一直在执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编户，收复青海后干脆在海东设立州县直接统治等等。
但类似的事项推进的却并不怎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阻碍不断、见效颇微。
这当中自然有诸胡卑民不近中国人情、不通中国制度的缘故，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宋璟所说诸胡酋首宗主等之类的存在。
诸胡虽然社会结构简单，并不像大唐这样拥有着完整的规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则必有组织，那些胡酋宗主便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