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
70％和10％。
陈先生等人哑然，接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华侨，岂能不知道这两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明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咒水之难不远矣1，加上日本人的全面侵华，神州陆沉恐怕近在眼前，到时候他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
所以，边区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下场就是当亡国奴。
在众人思考期间，副部长继续对边区的各种政策进行讲解，增进双方的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
“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前，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保护隔命的成果。
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
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没有任何隐瞒，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
陈先生微微点头，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
“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那我再说几组数据，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可以自行思考嘛。”
副部长开了个小玩笑，沉声把边区建立前后，驻地周边的私营企业历史、数目、资本总数，乃至整体商业政策进行了阐述。
“在边区建立前，本地的反动政府不但要粮要钱，派差拉夫，勒索敲榨，苛如猛虎，军队还烧┴杀抢掠，导致十室九空，人民群众惨遭祸殃。
驻地附近的人口大量减少，数百华里走下来，有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截止到36年，本地的私营企业不过168家，总资本4万元。
随着我们的政策鼓励，1937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04家和7万元，去年，即1939年年末更是变成了262家和40万元，商业活动得到了恢复。
不少地主资本也转向了工业投资，整个边区现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不下200人，大型织机数十架，年产土布4000匹。
在驻地、安定、延川、延长等地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余斤．可供以上地区1/3群众的烧用。
定边的私人盐池，有五六家之多，产量颇丰，除供边区食用外还运销陕、甘、宁数省，解决了大后方食盐的危机。
民营纸厂有39户，工徒98人，池子38个，生产的纸张在第二战区很是畅销，就连阎